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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《金瓶梅》所处的晚明社会中，商业经济显著发展，“士农工商”等级模糊化，流民增加，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伪善和虚情周流于世间而无孔不入，而局部的良善仅仅是伪善的护身。

　　因此，《金瓶梅》催生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“惩恶扬善”的既有价值主题的新维度——“真妄”维度。

　　“真”顾名思义，指向真实与真诚，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对欲望的不加掩饰、忠诚暴露，即公开流露的情感与实际情感相一致。而“妄”指向反面的伪善、虚情与掩饰。这种新的价值追求，为新道德的出现预留了位置。

　　以传统善恶标准来看，《金瓶梅》中，西门庆和潘金莲当属“首恶”。然而，在真妄维度下，作者为他们身上的恶行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辩护。《金瓶梅》对他们的刻画，多侧重于他们的天真、肤浅、孩子似的任性、沉溺于现实欲望的率性坦白。在真性情的潘金莲的烘托下，传统善恶观中地地道道的“好人”孟玉楼，都处处尽显虚伪、圆滑世故。

　　“真妄观”标准的提出，作为对“善恶观”的必要补充，也为中国章回体小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。《金瓶梅》中的“性真”和“情伪”，到了《红楼梦》中，变成了带有强烈形而上哲学色彩的“真假对立”。

　　在格非所著《雪隐鹭鸶:〈金瓶梅〉的声色与虚无》中的《恶人之死》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位神秘的兰陵笑笑生几百年前的答案。

　　本书为格非解读《金瓶梅》经典之作。全书共分三卷。卷一“经济与法律”和卷二“思想与道德”联系明代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，将《金瓶梅》置于十六世纪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细考察；卷三“修辞例话”以细腻生动的随笔和例话形式对《金瓶梅》文本展开细读，赏析其文章修辞的精彩之处。

　　迷恋于《金瓶梅》的读者，在面对潘金莲、西门庆乃至于应伯爵的死亡时，想必会产生某种大致相似的道德困惑。按理说，从是非善恶的立场上来看，恶人被杀或死亡，照例会让读者产生大仇已报、称心如意的快感——我们在读《水浒传》时，宋江怒杀阎婆惜、林冲手刃陆虞候，都让我们真切地体味到了这种快意。

　　奇怪的是，到了《金瓶梅》，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。这些恶人的死亡，读者从中不仅体会不到这种去奸除恶的快感，反而会因为恶人之死，心有凄恻，叹息不已，乃至一洒同情之泪。

　　阎婆惜和陆虞候的被杀，不会让读者感到任何困惑，这并不是说两人身上本无一善，更不能说西门庆、潘金莲乃至应伯爵，在道德上要高于阎婆惜和陆虞候。西门庆和潘金莲之所以让我们感到同情，是因为《金瓶梅》在塑造恶人的形象时，采取了与《水浒传》完全不同的叙事策略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道德困惑，根本上是源于作者强大的道德说服力和控制力，是“作者意图”的一个直接后果。说到底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有意让我们停留在道德是非评判的暧昧区域，产生困惑或两难，进而去发现作者隐藏在背后的真正意图。《金瓶梅》的道德是非观念与作者意图，与《水浒传》有着根本不同。

　　“真妄观”的提出，作为对“善恶观”的必要补充，为中国章回体小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。《金瓶梅》中的“性真”和“情伪”，到了《红楼梦》中，变成了带有强烈形而上哲学色彩的“真假对立”。

　　《水浒传》描写武松杀嫂这一情节，十分简单明了。只是让潘金莲跪在武大的灵前，被逼招供，然后用尖刀胸前一划，抠出心肝五脏，旋即“察”一刀，割下头颅，便算完事。

　　而在《金瓶梅》中，潘金莲被杀的过程被表现得更为细致，且更具色情意味。杀人之前，武松先将嫂子的衣服剥了个精光（究竟有多大必要，只有作者清楚），然后用手去摊开她的胸脯，“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，剜了个血窟窿，那鲜血就冒出来”。这里的“白馥馥”三字当属刻意为之，不是信笔写来。然后再写金莲的反应—“星眸半闪，两只脚只顾登踏”。前半句似乎还在杀人，后半句简直就是在杀猪了。

　　接下来，作者用“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日无常万事休”这样的俗语寄托伤逝之意，继之以“初春大雪压折金线柳，腊月狂风吹折玉梅花”这样的比喻和联想来暗示武松之辣手摧花，将其复仇的正当性暂时抛置一边。随后的“娇媚不知归何处，芳魂今夜落谁家”二句，颇有五代诗人江为临刑时口占绝命诗的余韵。最后叙事者借“古人”之口赋诗一首，伤悼金莲之死的悲惨，其中“谁知武二持刀杀，只道西门绑腿顽”二句，则尤为惊人心魄。在这里，叙事者有意将西门庆与潘氏极尽的游戏，与武松杀猪般的肢解过程并置在一起，实际上是欲望与死亡的并置（在作者看来，人生在世，似乎只有两件事情：一为欲望之煎逼与满足，一为死亡）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武松在杀潘氏之前先剥取衣服的举动，似乎可以解释得通——叙事者故意将西门之戏与武松之杀联系在一起，从而使纵欲与死亡互为因果。当然，这两句诗还透露出另外一层含义，即潘氏死到临头仍不知其所以死，既不甘其死，亦不信其真死，浑浑噩噩，莫知其由，亦不知所止，一派懵懂小儿（或动物）的昏昧与愚顽。

　　在《水浒传》中，武松杀潘氏纯粹是复仇举动，所谓是非明、善恶辨、兄仇报。动机单纯，过程简单，如此而已。而到了《金瓶梅》，则多出了美人遭戮的缠绵悱恻，简单的复仇举动变成了莽汉武松的毒手摧花。潘金莲之死，随之被抽象乃至“提纯”了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《金瓶梅》前承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，后启《红楼梦》的万艳同悲，但细究其旨趣，又与香山、雪芹判然有别。

　　与潘金莲一样，《水浒传》中的西门庆，同样是死于武松之手。可以说西门庆的被杀，就“正义战胜邪恶”这一观念的呈现而言，是必不可少的。而在《金瓶梅》中，西门庆之死则被赋予了太多的“贪欲丧命”的色彩。前有西门庆垂涎蓝氏的美貌而不得，急得拿来爵媳妇惠元来泄欲一节——所谓“未曾得遇莺娘面，且把红娘去解馋”；后有将王六儿作为蓝氏之替身而一味纵欲，又在昏昏欲死之时惨遭潘金莲喂服胡僧药，终至油尽灯灭，髓竭人亡。

　　从贪欲丧命这个角度来说，读者是否能够对西门庆之死寄予同情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对欲望的理解和容忍度，取决于透过西门庆这面镜子反观自身之欲念的“诚实度”。

　　作者对西门庆既同情又棒喝的暧昧主旨，也在暗中悄悄地指向了读者——如果你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、禁欲主义者或者“道学先生”，那么西门庆之死实属咎由自取，死不足惜；如果你与西门庆一样陷入了而难以摆脱，那么你的心态就会立刻变得复杂起来。在这里，《水浒传》中僵硬的是非善恶之辨忽然不见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“真妄”意义上对欲望的抽象思考。

　　当然，尽管有贪欲丧命这样的主导情节，但西门庆之死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死亡。换句话说，西门庆之死固然是恶棍之死，同时也是丈夫、父亲或家中的顶梁柱的正常病亡。

　　在小说的第七十八回，西门庆第一次出现死亡征兆，极为突然。他在与应伯爵、吴大舅等人饮酒弹唱之时，陪客人坐着，竟然“在席上的打起睡来”。在这里，作者看似轻描淡写，但西门庆的反常举动，会让读者明确感觉到某种不祥之兆。到了第七十九回，他在喝酒时的众声喧哗、吹拉弹唱中，再度靠在椅子上“打睡”，是对“恶兆”的进一步确证。至西门庆清晨梳头一阵昏晕，跌了一跤，死亡之征，终于表露无疑。吴月娘对西门庆跌跤的反应，是“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”，说明她心中既有震惊，也已有了不祥的预感。她的反应，是妻子于丈夫身体突发恶兆之时的自然反应。接下来，西门庆寻医问药，求仙拜佛而渐渐不支，至临终留言交代后事而一命归西，也属于人情常态。

　　作者一步步地铺垫，极其耐心地描写西门庆死亡的全过程，实际上隐藏着这样一个叙事上的用心：作为个别人（西门庆）的死亡，和每一个人的死并无什么不同。在这里，通过自然主义的实写，死亡反而被虚化乃至抽象化了。

　　西门庆之死的每个步骤之所以能紧紧抓住读者的心，是因为叙事者暗中也希望我们从中看到芸芸众生（包括我们自己）的死亡，并在这个基点上来反思我们自己的欲望与“大限”的关系。正因为如此，当西门庆临死而贪生，自知将死而仍然哭着嘱咐潘金莲，让“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，休要失散了”之时，读者心有恻然乃至泪不能禁，亦在情理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