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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新网北京3月23日电(记者 宋宇晟)近日，有媒体曝出，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引发全国潘氏宗亲会不满，认为有损潘氏名誉。来自广东增城的农妇潘金莲，更是将冯小刚、刘震云、范冰冰等人告上法庭，要求停止侵权，恢复名誉。

　　消息一出随即引起网友讨论。有网友认为，冯小刚充其量是在“转发”时加了“评论”，原帖是施耐庵发的，好像罗贯中也参与了，潘金莲应该去告施耐庵和罗贯中。

　　在中国，“潘金莲”这三个字似乎总代表着某种特殊的意义。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旁白中就说，“自宋朝到如今，人们都把不正经的女人叫潘金莲”。

　　这种“不正经的女人”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？显然，这与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这两本书有关。

　　在《水浒传》中，潘金莲以一个市井女性的形象出现。书中写道，“金莲容貌更堪题，笑蹙春山八字眉，若遇风流清子弟，等闲云雨便偷期”。显然，在《水浒》中，潘金莲被描写成“生性的”。

　　而在《金瓶梅》中，潘金莲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、立体。作者兰陵笑笑生将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故事进行扩充。不仅写她与西门庆通奸、毒死武大，还写到潘金莲在西门庆家中“争风吃醋、大施、与小厮私通，与女婿”等情节。

　　而除了描写潘金莲“贪淫不顾坏纲常”，兰陵笑笑生还叙述了潘金莲的身世，并突出夸大了她身上“淫毒”的特性。

　　此后的《义侠记》、《挑帘打饼》、《灵堂杀嫂》等戏曲作品，无一不将潘金莲描述成一个不守妇道、毒杀亲夫的形象。

　　到了20世纪，一些文学作品开始重塑潘金莲的形象。1928年，欧阳予倩创作话剧《潘金莲》。其作品以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、反对封建专制的新思想重新塑造了潘金莲形象。

　　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陶慕宁告诉记者，潘金莲的形象确实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。“从《水浒传》里的，到《金瓶梅》里她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到近代其形象又有变化，从欧阳予倩开始，觉得她也是一个可悲的、值得同情的女人。”

　　这部话剧中，潘金莲成了主角，武松、西门庆成了陪衬，武大郎干脆在话剧中缺席。这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“第一部为潘金莲翻案的文学作品”。

　　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又一部以潘金莲为主角的戏剧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魏明伦创作的荒诞川剧《潘金莲》借潘金莲来探讨当时社会爱情、婚姻、家庭、伦理等方面所存在的封建观念，抨击封建意识对女性的戕害。

　　在剧中，魏明伦将古今中外人们对潘金莲的各种评说展现给观众。施耐庵指挥武大郎捉奸、潘金莲求武则天做主等荒诞的、穿越时空的情节被认为“揭示了古今中外妇女相似相同的悲惨命运”。

　　90年代阎连科的小说《潘金莲逃离西门镇》则借潘金莲之名，描述了乡村女性的命运。而本次引起关注的刘震云小说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也借潘金莲之名，讲述了用一生纠正一句错话的故事。

　　文学作品之外，潘金莲的形象还有另一条发展线索——从古至今，民间对潘金莲、武大郎、武松等文学作品中人物原型的探索就未曾间断。

　　清人方浚师在《蕉轩随录》中就记载了有关武大郎、潘金莲的不同说法。方浚师称，山东当地曾传说，在明代初年，阳谷一位姓武的知县“贪虐”，两个妻子潘氏和金氏帮助他凭借权势索取财物。因当地人恨之“切齿”，给这位武知县起了个外号“卖饼大郎”，意指他在“小民口边求利”。

　　可见，有关潘金莲原型的讨论从清代已有。到了当代，相关的讨论就更多了，而考证的结果也是五花八门。

　　例如，据媒体报道，纪连海曾在某节目中表示，武植是明朝初年清河县的知县，跟潘金莲生了4个儿子，夫妻一直恩爱。“武植那年考进士，有个同乡姓王的也考进士没考上。听说武植干得不错，就跑到武植那里借钱，说家里盖房子，武植没有钱，就留了他半年，姓王的很生气，就到处写故事编排人家，结果他编的故事正好赶上施耐庵采风，就被写进小说里。”

　　类似的说法在一本名为《鸾凤奇冤——武大郎与潘金莲冤案之谜》的书中也有记述。作者认为，“北宋末年确有武大郎和潘金莲其人”。而且“武大郎本人身材高大，文物双修，英华内蕴，不仅当过县令，而且政绩颇佳”；潘金莲则“出身官宦之家，忠于爱情，是位品貌兼优、才华出众的贤妻良母”。

　　不过该书并未列举故事的文献、史料依据，反而以类似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在讲故事。

　　对此，陶慕宁认为，作家创作时，未必没有原始事实依据，作品中的人物也常有原型。“不过一旦成为文学作品就没有必要坐实了，这应该是个常识。”(完)